年輕沒有好壞之分，只有熱血與平淡兩種人。
為理想為情感，或破壞或抗爭。
青春，就是隨時隨地都找到激動的理由。
27.6.2008︱週五︱晚上八點半
【69】
日本◎李相日／2004／113分鐘
關於電影《69》
韓裔日籍導演李相日的電影《69》，改編自日本作家村上龍的同名小說，劇情描述1969年的炎炎夏日，一群就讀於日本九州長崎縣佐世保高中的高中生，如何在嚴峻高壓的校園管理和駐日美軍的影響下，用各種表面上看來出師有名，實際上卻只是要耍帥的激烈行徑，以強大的想像力來對對抗代表現存秩序的權勢階級。
吝嗇的快樂和激動
推薦感受@袁紹珊
「69」絶對是個多義詞。有人會一下子想到廣東髒話，或是某種曖昧的體位，想像力豐富的會說是“太極”圖示雙拳鈎甚至是兩條忙著談戀愛的金魚，當然也有正人君子熱血青年腦海中只能想到具有較深層次的意義──比如不屬於我們年代的革命和學運。總而言之，69就是無法單純地和阿拉伯數字扯上關係。
「1969」則是個過多關鍵詞的年代。1969年，東京大學取消了入學考試；披頭四推出「The White Album」、「Yellow Submarine」和「Abbey Road」，滾石合唱團則推出了最佳單曲〈Honky Tonk Women〉，那邊廂戴高樂下野，越戰如火如荼。反體制、反戰、迷幻藥、公社生活、前衛藝術、嬉皮、西化、爵士、全共鬥、校園封鎖、嘉年華會……電影中那群高中生沒有白白渡過他們的年代，「拿來主義」在他們荷爾蒙過多的生活中得到廣泛的應用。眾多革命的名詞、象徵和口號被抽空了所指，這使《69》與一般的「學運電影」和「校園電影」（如《死亡詩社》）不同，作為喜劇，它善惡對立的兩極並不單純徹底，只是在嬉笑怒罵中迂迴地諷刺了當代人對60年代的憧憬和迷戀。
大多數青春電影其實都充滿「無力感」──初戀的苦澀、理想的困惑、體制的壓迫……在看來海闊天空的勇敢之中，其實不安、徬徨，然後故事情節不過通向一個最終目的──長大成人。「長大」需要一個成人禮，有時候是一個祭典，一次派對，或者一件與別不同的事件。《69》先天所包含的訊息和背景，其實它有輕易就可以比同類型的青春歌舞片走得更遠，但作者和導演卻拒絕按常理出牌，它不斷地製造興奮點，同時又竭盡所能地消解高潮。電影姿態明確的告訴我們，懷舊不一定是傷感的，尤其當懷舊成了一種「偽懷舊」時，它往往只能顯得拙劣和滑稽。
《69》作為一部不夠典型的類型電影，它把「學運電影」的沉重感被玩味元素取代了，英雄主義並沒有成功出現，「快樂」成了電影所要表達的最重要的東西。正如原著小說作者村上龍所說：「不能夠快樂過日子是一種罪。到了今天，我仍然無法忘記在高中時代傷害過我的老師。我們唯一的報復方法，是活得比他們快樂……那是一場長期抗戰。我到現在還在繼續那一場戰爭。」所以即使是東窗事發，導演也不忍心讓主角以悲情結尾。了解作者和導演「快樂是最強的抗爭方式」這一苦心孤詣，即使那群高中生的快樂不過存在於低級趣味的性愛吹噓、玩樂打鬧，但其實「69」比一般青春片更立場堅定，拒絶以徬徨不安的姿態向成人的世界低頭。
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想回去但又回不去的年代，也許不曾像電影主角矢崎劍介那麼反叛但同樣曾經年輕的我們，在青春期的借口下或多或少都曾察覺到自由或任性的因子，至今亦影響著靈魂的構造。在電影的每一個男孩的身上，我們看到一部份的自己，以及那些曾被吝嗇的勇氣和激動。
年輕時的村上龍
為理想為情感，或破壞或抗爭。
青春，就是隨時隨地都找到激動的理由。
27.6.2008︱週五︱晚上八點半
【69】
日本◎李相日／2004／113分鐘
關於電影《69》
韓裔日籍導演李相日的電影《69》，改編自日本作家村上龍的同名小說，劇情描述1969年的炎炎夏日，一群就讀於日本九州長崎縣佐世保高中的高中生，如何在嚴峻高壓的校園管理和駐日美軍的影響下，用各種表面上看來出師有名，實際上卻只是要耍帥的激烈行徑，以強大的想像力來對對抗代表現存秩序的權勢階級。
吝嗇的快樂和激動
推薦感受@袁紹珊
「69」絶對是個多義詞。有人會一下子想到廣東髒話，或是某種曖昧的體位，想像力豐富的會說是“太極”圖示雙拳鈎甚至是兩條忙著談戀愛的金魚，當然也有正人君子熱血青年腦海中只能想到具有較深層次的意義──比如不屬於我們年代的革命和學運。總而言之，69就是無法單純地和阿拉伯數字扯上關係。
「1969」則是個過多關鍵詞的年代。1969年，東京大學取消了入學考試；披頭四推出「The White Album」、「Yellow Submarine」和「Abbey Road」，滾石合唱團則推出了最佳單曲〈Honky Tonk Women〉，那邊廂戴高樂下野，越戰如火如荼。反體制、反戰、迷幻藥、公社生活、前衛藝術、嬉皮、西化、爵士、全共鬥、校園封鎖、嘉年華會……電影中那群高中生沒有白白渡過他們的年代，「拿來主義」在他們荷爾蒙過多的生活中得到廣泛的應用。眾多革命的名詞、象徵和口號被抽空了所指，這使《69》與一般的「學運電影」和「校園電影」（如《死亡詩社》）不同，作為喜劇，它善惡對立的兩極並不單純徹底，只是在嬉笑怒罵中迂迴地諷刺了當代人對60年代的憧憬和迷戀。
大多數青春電影其實都充滿「無力感」──初戀的苦澀、理想的困惑、體制的壓迫……在看來海闊天空的勇敢之中，其實不安、徬徨，然後故事情節不過通向一個最終目的──長大成人。「長大」需要一個成人禮，有時候是一個祭典，一次派對，或者一件與別不同的事件。《69》先天所包含的訊息和背景，其實它有輕易就可以比同類型的青春歌舞片走得更遠，但作者和導演卻拒絕按常理出牌，它不斷地製造興奮點，同時又竭盡所能地消解高潮。電影姿態明確的告訴我們，懷舊不一定是傷感的，尤其當懷舊成了一種「偽懷舊」時，它往往只能顯得拙劣和滑稽。
《69》作為一部不夠典型的類型電影，它把「學運電影」的沉重感被玩味元素取代了，英雄主義並沒有成功出現，「快樂」成了電影所要表達的最重要的東西。正如原著小說作者村上龍所說：「不能夠快樂過日子是一種罪。到了今天，我仍然無法忘記在高中時代傷害過我的老師。我們唯一的報復方法，是活得比他們快樂……那是一場長期抗戰。我到現在還在繼續那一場戰爭。」所以即使是東窗事發，導演也不忍心讓主角以悲情結尾。了解作者和導演「快樂是最強的抗爭方式」這一苦心孤詣，即使那群高中生的快樂不過存在於低級趣味的性愛吹噓、玩樂打鬧，但其實「69」比一般青春片更立場堅定，拒絶以徬徨不安的姿態向成人的世界低頭。
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想回去但又回不去的年代，也許不曾像電影主角矢崎劍介那麼反叛但同樣曾經年輕的我們，在青春期的借口下或多或少都曾察覺到自由或任性的因子，至今亦影響著靈魂的構造。在電影的每一個男孩的身上，我們看到一部份的自己，以及那些曾被吝嗇的勇氣和激動。
年輕時的村上龍
